站在周邊的立場說話
在臺灣民間傳奇裡，有一些男女悲情故事，譬如《周成過臺灣》《林投姊》《阿柳》等。在過去，這些故事可說是家喻戶曉，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它們不僅從老一輩的記憶中逐漸隱退，似乎也難以再引起新生代的興趣與認同。
筆者花了兩個下午到光華商場舊書攤，搜尋《臺灣四大奇案》這本載有周成和林投姊故事的舊書，它已杳如黃鶴，而只能從中央圖書館臺北分館借到的一本《臺灣民間傳奇》（泰華堂出版社，1975年版）裡找到改寫過的故事。
在燈下，翻閱著發黃的書頁，仿佛回到二十多年前在台中舊屋木床捧讀《臺灣四大奇案》的我，這些以臺灣早期移民為題材的悲情故事，像黑水溝的潮汐，去而復返，拍擊著我的心靈之岸。二十多年前，我的心靈一如柔軟的沙灘，只能啜飲這些故事表層的泡沫，它們也近乎無聲無息地帶走了我少年青稚的腳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走過江湖夜雨，昔日對這些故事的單純理解已像無心的白雲，幻成蒼狗；如今我只能決然地以心靈中冷硬的岩壁，迎向那些最接近自己的民間傳奇。在一陣衝撞後，它們終於解體，翻碎成片片激濺的浪花。水深波瀾闊，暗夜裡，我仿佛聽到一股古老的、不安奔湧著的潮騷，以及另一種微弱、但卻不同的生命鼓聲。
以中原為中心的話，臺灣是它的周邊；以《水滸傳》《紅樓夢》為古典小說中心的話，這些民間傳奇是它的周邊；以「新批評」為文學評論中心的話，生物學和心理學是它的周邊；以學院派學者為中心的話，筆者自亦是它的周邊。但中心與周邊常是相對的，本文乃嘗試以周邊的立場來解讀《周成過臺灣》等民間傳奇中的悲情。
癡情女子負心漢的故事結構
在解讀這些悲情故事之前，筆者擬先大致交代一下它們的情節：
《周成過臺灣》大意是說，泉州人氏周成因三餐不得溫飽，向人借貸盤纏，告別父母及懷孕的妻子月里，渡海來台，在艋舺和同鄉周元做雜貨生意。不久，即因迷戀蓬萊仙館的郭面仔，終至床頭金盡，悔恨交加，準備投海自盡。
在海邊，他巧遇亦來尋死的王根，兩人同病相憐，在一番傾訴後，重燃生機。於是在王根父親的支持下，兩人東山再起，到臺北開設茶行。生意興隆，日進斗金之後，周成又和麵仔重拾舊歡，並將她迎娶進門，已將海峽對岸的父母及妻子忘得一乾二淨了。
在泉州的父母及妻子，自周成離鄉後全無他的音訊，生活更加艱苦。一日周元返鄉，帶來周成炙手可熱，但已別娶娼妓的消息，病重的老父遂含恨而終，老母亦自縊而死，月里則在鄉人義助下，帶著孩子渡海尋夫。
她一路行乞，總算來到周成的茶行，但周成已不認糟糠之妻，幸虧王根仗義收留，郭麵仔卻以一碗毒湯毒死月里，並要周成與她聯手滅屍。中秋前夕，月里的陰魂突然附在周成身上，他發瘋似的以魚刀刺死麵仔及惡僕戇頭，留下一封遺書給王根，即自殺身亡。王根念舊撫孤，周成和月里的兒子周大石遂在臺灣落地生根，成為富商。
《林投姊》則是說在赤城西南，寡婦李招娘靠亡夫遺產撫養三名幼子，她和丈夫生前好友周亞思日久生情，在亞思立誓「若把你遺棄，願受天罰」後，她把身體和財產都交給了他。
周亞思以此錢財搜購樟腦運到香港，獲利即回汕頭老家，別娶新妻。李招娘癡癡等待，全無音訊，生活陷入絕境，在兩個孩子相繼凍餓而死後，走投無路的她終於在雨夜裡扼死幼子，自己上吊於林投樹。
此後，附近常有女鬼出沒，以冥幣買肉粽，作祟於路人；鄉人遂募錢蓋廟，供奉香火，尊她為「林投姊」。一日，有個來自汕頭的算命先生入廟避雨，李招娘的冤魂現身相求。算命先生為她刻個神主牌，放在雨傘裡，讓她的冤魂隨他渡過黑水溝，來到汕頭。於周亞思次子彌月之日，李招娘冤魂在周亞思家裡現身，亞思大驚失色，精神失常，喃喃自責，拿起菜刀斃死自己的妻子和兩名幼子，然後自殺。
《阿柳》的大意是說，嘉義小桃紅妓院的名妓寶鳳，某個冬夜陪客回來，見因饑寒交迫而倒在門口的阿柳，詢問之下，知是泉州同鄉，即義助他，供其飯食，並介紹他在妓院裡打雜幫工。一年後，寶鳳感激阿柳的體貼知趣，終於以身相許，並拿出私蓄贖身，和阿柳結成正式夫妻。婚後，兩人開了家茶行，生活富裕，不到兩年，當寶鳳已有五六個月身孕時，阿柳卻動了思鄉之念，想結束茶行，返回泉州。他說「明年桃花開時，一定來接你們母子」，但寶鳳癡等四度桃花開，仍不見丈夫的影子，於是帶著幼子渡海尋夫。
原來阿柳在回到泉州後，嫌寶鳳是個煙花女子，而入贅金家，寶鳳母子遍尋不著，淪為乞丐，夜宿破廟。阿柳的妻子銀花探知她是丈夫前妻，竟以下毒之飯菜送到破廟毒死寶鳳母子。阿柳在知情後良心不安，在銀花三十五歲生日那天被寶鳳的冤魂附身，精神失常，以至扼死銀花，然後拿著菜刀斃死自己。
古老而不安奔湧的潮騷
這三個故事，乍看之下，可以說了無新意，其中的「見異思遷」「始亂終棄」「癡情女子負心漢」「冤魂復仇」等，都是大家所熟知的陳腐窠臼。如果我們抹去故事中的臺灣地名和渡海背景，那它們和大陸乃至世界各地所流傳的男女悲情故事，幾乎可以說沒有什麼兩樣。但「共相」中仍有著一些「殊相」，本節先談「共相」：
文學在反映人生、反省人性，超越時空而反復出現的文學主題，往往是人類存在中亙古彌新的衝突、嚮往與恐懼等的投影。「癡情女子負心漢」的故事顯然是在反映人類存在中的某個悲痛真相。
根據美國國立社會研究中心的調查，丈夫遺棄妻子兒女的比例約為妻子遺棄丈夫兒女的二十倍；資料不必舉太多，因為大部分的調查都顯示，男人比女人有較多的外遇、雜交、見異思遷、始亂終棄的傾向。文學當然不必回答為什麼世間多癡情女子與負心漢，但文學評論若要探討其中的人性意涵，似乎就要觸及這個問題。
此時，「文學中心主義」者最常援引的是他們的知識同盟「文化決定論」者的論調，認為這是男權社會下的不義產物，在社會權力結構中佔優勢的一方有較多的性機會與性特權，所以較容易負心。這當然有幾分真實性，但卻忽略了生命本身的「驅力」問題。文化與權力是不會讓周成對蓬萊仙館的郭麵仔「色授魂與」的；「生命驅力」乃是一個生物學的問題，而它才是驅使周成走上負心之路的原動力。
醫學告訴我們，雄性激素（Androgen，即男性荷爾蒙）和性有密切關係，男人血液中奔流的雄性激素濃度遠高於女人，這是他們在性刺激下容易騷動的主因。
社會生物學則告訴我們，生物體以遺傳基因（DNA）為原始驅力，DNA盲目地想製造更多的DNA，兩性在這方面有不同的生殖策略：負責生育的雌性，她需要的是一個體貼、可靠的性伴侶，而非眾多的性對象，這樣才能使她的DNA散播（調查顯示，只有一個男伴的女人，其子孫數要多於有很多男伴的女人）；反之，雄性最大的生殖成功卻是到處「播種」，讓更多雌性生出更多含有自己DNA的後代。
對「文學中心主義」者而言，這種周邊論調聽來實在刺耳，但在將它打為男性沙文主義的方便神話之前，我們不妨到同性戀此一性的周邊領域去尋求啟示。同性戀是一種純粹的、沒有兩性妥協的性行為形態，它們反映的是男性及女性個別性行為形態的原貌。在這個周邊領域裡，我們看到的是，男性同性戀者的外遇、雜交、見異思遷、始亂終棄更是遠多於女性同性戀者。在性方面，男人不只對女人「負心」，對男人是「更加負心」。
將男人的負心說成是來自「雄性激素的騷動」、「DNA的欲求」，絕非想替男人脫罪，而是想更逼近人作為一種生物的悲劇性根源。從十幾萬年前就深埋在人體內的古老DNA和它所製造的雄性激素，是不理會人世變遷的，它們仍不時盲目而執拗地驅策它的主人去履行叢林的法則，結果終至帶來生命的不安與悲痛。
文化與權力結構只是文明人在白天的想法，只是支配人類意識心靈的「溫柔暴君」；人唯有在生命暗夜的戰慄中，始能隱約體會到生物學才是他的「殘酷命運」。此一「雄性激素的騷動」、「DNA的欲求」像一股古老而不安奔湧著的潮騷，投影於古往今來大多數的人類社會，也重現在早年渡海來台的男女身上。
要渡過黑水溝的驚濤駭浪，在當年是一種生命的冒險，若非飽受生存煎熬或有強韌求生意志的人，是難以辦到的；但他們面對的不只是黑水溝的波瀾，還有自己心海中的潮騷，這是生命中的雙重考驗。
對生命悲痛真相的過度陳述
人雖受制於生物學命運，但人也是能對此種命運提出批判、甚至謀求改造的生物。因此，「癡情女子負子漢」的故事不只是在反映人類存在的悲痛真相而已，它們通常也對此一悲痛真相提出了反省、批判與改造的意圖。「癡情女子負心漢」的故事有很多變型，仔細比較這些變型間的異同，我們不難發現它們各有反省、批判的重點，同時也有著中心與周邊的立場衝突。
義大利歌劇作曲家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就是個「癡情女子負心漢」的名劇，它描述的是傳說發生在日本明治時代長崎的一個故事：生性輕浮的美國海軍中尉平克頓愛上了藝伎蝴蝶，兩人結為連理，一段甜蜜的生活後，蝴蝶夫人有了身孕，而平克頓卻奉召必須返國，他向蝴蝶夫人說：「當知更鳥築巢的季節，我就會回來與你重聚。」但知更鳥築巢了兩三次，平克頓依然音訊全無。蝴蝶夫人癡癡等待。最後，平克頓終於隨著軍艦重返長崎，身邊卻多了個金髮妻子。蝴蝶夫人如遭晴天霹靂，悲痛地以短劍刺入自己的胸膛，而將無辜的兒子留給平克頓。
普契尼說：「《蝴蝶夫人》充滿了生命與真理。」在劇中，他以細膩的手法對蝴蝶夫人的癡情與平克頓的負心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畫，而賺人熱淚。這是筆者所知最符合「生命悲痛真相」的癡情女子負心漢故事，但若站在東方民族的立場來看，這似乎也是一個「白人中心主義」的故事。當然，普契尼可能並非有意要以白人立場來描述這個故事——在《蝴蝶夫人》之前，他已寫過幾出以西方為背景的癡情女子負心漢歌劇，《蝴蝶夫人》首演失敗，有一個原因就是和過去的戲雷同。普契尼是以西方的悲劇概念來撰寫《蝴蝶夫人》的，我們若以這個概念來衡量前述的三個臺灣民間傳奇，它們顯然是比《蝴蝶夫人》差了一大截——故事裡的月里、李招娘和寶鳳，在死後都不甘休，冤魂又重返人間，毀滅負心的男人；這似乎是一種過度陳述，它沖淡了原本具有的悲劇意涵。
過去有不少人指出，這種畫蛇添足式的過度陳述，是使中國缺少真正悲劇（西方概念裡的「悲劇」）的原因之一。但這是「西方文學中心主義」者的論調。其實，若換個立場，我們即會發現，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也作了某種過度陳述：他的這類歌劇對女性的癡情、如何飽受折磨而又堅忍其心著墨甚多。從精神分析的觀點來看，這正洩露了他「施虐於女性」的幽微心態，而這種心意乃是18世紀以降歐洲浪漫奇情或悲情故事的歷史傳統，讓女性「甘心就死」其實只是其「施虐於女性」心理的外顯。中國的悲情故事似乎沒有這種傳統，最少它不會花很多篇幅去過度陳述女性那無悔的痛苦。在這方面，《周成過臺灣》等承襲的是中國的傳統，「女性的反撲」才是這個傳統的主要關注點。被遺棄的癡情女性，若不是像這三個臺灣民間傳奇般，以冤魂復仇的方式毀滅負心男子，就是像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般，需對負心男子加以懲罰，始得破鏡重圓。
「女性的反撲」與「施虐於女性」這兩種不同的心理，使得《周成過臺灣》等和《蝴蝶夫人》有著結構上的不同，它們在美學造詣上容或有天壤之別，但要說《蝴蝶夫人》施虐於女性的結構是「悲劇」，而《周成過臺灣》等女性反撲的結構是「畫蛇添足」，則是難以服人的。早年的臺灣大地，並沒有孕育那種「悲劇」的土壤。冒著生命危險渡過黑水溝的移民者，怎麼會有以「悲劇」施虐於女性的「雅興」呢？他們需要的是男人禁不住心中那股古老的、奔湧不安的潮騷而負心時，被癡情女子所毀滅的警惕。
中國負心故事的城/鄉差別
《周成過臺灣》等雖屬於中國癡情女子負心漢故事的傳統，但仍有一些差別。以下筆者擬以《王魁負桂英》這個故事為例，說明中國傳統的「中心」本質，然後再和臺灣故事的「周邊」特性作個比較。
《王魁負桂英》原來的故事是說，宋朝山東濟甯人王魁（王俊民）會試不第，恥於歸鄉，在萊陽聞妓女桂英貌美而訪之，桂英愛王魁之才，托以終身，兩人恩愛異常。後以試期迫近，王魁又欲上京，桂英深恐他得官棄己，相約至海神廟互誓情愛不變。王魁上京後，科場得意，高中狀元，宰相韓琦欲以女妻之，王魁遂負桂英，不受其寄來書信。桂英憤而自殺，死後鬼魂即上京活捉王魁，後數日王魁遂死。
這個故事的架構和《周成過臺灣》等非常類似，但後來卻被改寫成不同的故事，譬如在《焚香記》裡，當王魁中了狀元，宰相欲以女妻之時，王魁以已有聘妻辭之，宰相也不再相強。王魁思念桂英，托人送信至萊陽，請桂英來徐州任所，但信卻被愛戀桂英的金員外攔截，竊改內容為王魁已入贅宰相家，故與桂英解約。桂英接信，憤而自殺，其魂在冥界訴王魁背誓，海神遣鬼卒與桂英共拘王魁之魂來對質，結果始得惡人奸謀之真相大白，桂英死而復生，有情人終又成眷屬。
男人「負心」的故事變成了男人「被誤解」的故事，鄭培凱先生在評中國一九八五年「百花獎」最佳故事片《人生》時，提到了《王魁負桂英》的原貌與改寫。他說：「強調負心與強調不負心兩派的社會區別，有助於我們瞭解負心故事反映的社會意識，因為這裡的關鍵似乎就是『城鄉差別』。譴責負心的類型，一般先出自民間，由『鄉愚』口中說出，便是『雷劈』或『活捉』。到了文人的筆下，負心漢便彬彬君子起來，情節出現各種跌宕變化，戲劇衝突也由角色性格的內在變化（負心）轉為外在的環境所迫（如困於相府或有人造謠，引生誤會）。」
「這種社會道德意識的『城鄉差別』，固然反映了士大夫與鄉愚對社會處境的認識有精粗之分，也反映他們所處的地位不同所遭到的命運有別。『鄉愚』大約是要被人『負』的，因此，咬牙切齒，與負心漢不共戴天；有著生花妙筆的文士，極可能就會經歷蔡伯喈或王魁的成功之道，是有機會來『負人』的，所以希望大家冷靜點，為負心找社會根源，有意無意間為之開脫。」（引自《當代》雜誌第四期鄭培凱《癡心女子負心漢──影片《人生》所反映的社會道德》一文）。
這種「城鄉差別」確實有它的見地，《周成過臺灣》《林投姊》《阿柳》三個故事都只是民間傳奇，並沒有經過文人生花妙筆的潤飾，所以保留了對負心漢「咬牙切齒」「不共戴天」的道德意識。但這在理解臺灣的癡情女子負心漢故事時，仍有所不足。
大陸的這類故事，不管是《趙貞女蔡二郎》《王魁負桂英》或《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它們的主角在地理上都是由周邊向中心移動的，而其社會地位也是由下階向上階移動的（也可以說是由周邊向中心移動）。但臺灣的這類故事，卻有著由中心向周邊移動的明顯痕跡（從大陸渡海來台謀生而不是「上京趕考」），這種「逆向行駛」所孕育出來的悲情故事，雖然難免會假借大傳統的架構，但也應該有它們獨特的紋理，除了「城／鄉差別」外，更有著「中心／周邊差別」。
黑水溝悲情的中心／周邊差別
《周成過臺灣》這個故事，最能讓我們體認這種「中心／周邊差別」。他在大陸的泉州三餐不得溫飽，因而渡過黑水溝，來到臺灣的艋舺。後來發達了，向「上階」的社會地位移動，但他別娶的不是「宰相的女兒」，而是「蓬萊仙館的妓女」，這種在地理上由中心向周邊移動的現象，重現於他的負心行為上──由小家碧玉的妻子朝向周邊的妓女，而為中國傳統的悲情故事帶來了某個層面上的逆轉。
《阿柳》的故事剛好可以和《周成過臺灣》作個對比，本來也是由中心渡向周邊的阿柳，在臺灣落難，得到妓女寶鳳的義助，兩人結為夫妻，但當阿柳重返泉州，又由周邊重返中心時，他就開始嫌棄寶鳳只是個煙花女子，而入贅金員外家，表現出典型的中國「趨中心式」負心行為。《林投姊》裡的周亞思，在回到汕頭後，遺棄在臺灣的寡婦李招娘，別娶黃花閨女，循的也是同一個模式。
在負心之後，三名男子雖然都得到了被毀滅的報應，但還是有一個重大的差別：周成和元配月里所生的兒子周大石，得到存活的機會，王根撫孤，周大石在臺灣落地生根，成為富商。
而回到大陸的阿柳和同亞思，他們的子女雖然無辜，卻被冤魂殘酷地趕盡殺絕。這種結局，幽微地反映了「中心／周邊差別」：這些悲情故事發生於臺灣民間，它很自然地站在周邊的立場說話，負心男子雖然應該天誅地滅，但對由中心向周邊移動的負心漢，卻網開一面，讓他的DNA在周邊得到散播；至於由「周邊」向中心移動的負心漢，則情無可恕，連後代都必須受池魚之殃。這種對負心漢的不同「待遇」跟前述的「城鄉差別」大概是來自同樣的心理動因吧！
如果我們從分析心理學的觀點來看，癡情女子負心漢的故事可以說是人世間男女關係的一種原型。但中國幅員廣闊，在大族群裡又有很多小族群，他們各有彼此差別甚至相互衝突的立場，亦各有其所重視的次文化功能。
當然，臺灣的這三個故事還有另一個「中心／周邊」範疇，那就是「男／女」問題。在以男人為中心的社會裡，女人是一種周邊存在，但作為周邊存在的女人，在這些故事裡除了被負心外，也有其邪惡而令人懼怖的一面。當癡情女子渡海尋夫時，下手毀滅她的並非丈夫，而是丈夫別娶的女人；而癡情女子在死亡後，立刻搖身變成恐怖的復仇女神，繼之以更殘酷的毀滅行動。罪過由男人所挑起，但血腥行動卻都由女人來承擔。編出癡情女於負心漢故事的都是男人，他們把女人描繪成男人的「最佳損友」，這到底在反映什麼心態？因它與本文主線較無關係，而且筆者是個男人，自覺並非討論這個問題的適當人選，只好將它留待高明去解讀。
重新安置，增進瞭解
筆者一開始就表示，是要站在周邊的立場來解讀臺灣的這三個悲情故事的，我是有意循著「中心／周邊」「文學／生物學」「西方／中國」「大陸／臺灣」這個順序在下階「匍匐」前進的，目的是想要打破「中心／周邊」慣常的思維模式。
我自知在某些「中心主義」者的眼中，我已對某些理論作了過度陳述，也對《周成過臺灣》等作了過度閱讀，但有時候正因為過度才能使某些平常不受注意的幽微心思獲得凸顯，提供瞭解其可能含意的機會。在兩岸開放探親後，這種「中心／周邊」的糾葛也像幾百年前一樣，重現在四十多年前隨國民政府渡海來台的外省籍人士身上，當他們重返故鄉時，已被家鄉父老和有關單位視為是來自周邊的臺胞；而「黑水溝悲情」的現代版是：當年在大陸娶妻的外省籍男子，到臺灣多年後，因兩地阻隔，返鄉無望，又在臺灣別娶他人；四十年後兩岸重新交流，留在大陸的「癡情女子」雖未渡海尋夫，卻一狀告過來，而臺灣的法院作出大陸的元配才是「妻子」，臺灣的妻子只是「同居人」的判決。結果讓在臺灣的外省人和本省人都產生了同樣的「心理反應」，期期以為不可，認為這是「大陸中心主義」的法律認知，這就是所謂的「中心／周邊」差異。我想如果請臺灣和大陸的文人分別編寫這種現代版的「李表哥過臺灣」的故事，大概也會有不同的觀點和結局安排吧！
中心與周邊的差別是一直存在的，而其間的矛盾和衝突是人類悲痛的根源之一。不管是小說或現實，嘗試從周邊發聲，將周邊提升到與中心相等的地位，並不是要貶損或摧毀作為主體的中心，而是希望能像解構主義大師德希達所說的「重新安置」，讓周邊與中心都能調整一下位置，增加彼此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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